王安石变法轰轰烈烈，却天怒人怨，毫无基础的

“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可守”，这是王安石变法的响亮口号，而他的理念是“当世人不知我，后世人当谢我”，他是文人出生，也是一代名相，但是文人自古多为纸上谈兵，落到实践情况就会大不相同，他不明白一切改革只有功在当代，才能言利在千秋。也只有这样才能顺利推行实施。为了自身的政治抱负，最终弄得民怨沸腾，民不聊生，成了一场历史悲剧，不禁让人唏嘘。

北宋立国之初，整个大宋来说还是比较富足，但是防止地方割据，便收归行政权、财权、军权，并采用分化事权的方式，维护中央集权；政治上，实行文人治国，军事上，奉行守内虚外。宋初赵匡胤杯酒释兵权之后，为削弱官员的权力，实行一职多官，这个时候官员设立还是有定数，但是真宗以后就不同，朝廷大兴科举大兴科举、采用恩荫制、这让很多官员贪恋权位，朝廷机构越来越臃肿，加上为稳定社会秩序，抵御北方民族的南侵，宋初实行“养兵”之策，兵多而不精，最终造成军队数量越来与庞大，整个大宋的财政被掏空，出现了百年难见的亏空。

虽然庆历三年以范仲淹为首的“庆历新政”进行了变法，力图改变目前的状态，但是这样的变法仅仅一年就以失败告终，财政亏空的严峻形势并没有得到改变。到宋神宗继位的时候，表面繁荣的大宋朝内部已经蕴涵着深刻的矛盾和问题，尤其是民间的土地兼并严重，很多农民无地可种，很多地主瞒报土地数量避税，这让大宋的财政亏空越发厉害，为了解决这样的难题，王安石闪亮登场。

年仅20岁的宋神宗1068年继位，这让一直跃跃欲试，想要一展政治抱负的王安石看到了无限的希望。因为他知道宋神宗自幼就痛惜列祖列宗对北方敌国的屈膝退让，不满朝廷州县的萎靡不振，更焦心于国家财政日紧月蹙。他知道宋神宗有意复国强兵，这是他最好的机会，所以王安石将自己变法的万言方略呈上龙案，这样渴望改变的宋神宗眼前一亮，不由得心潮澎湃，他利用皇权力排众议，擢王安石为参知政事筹备变法。

王安石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文人都脱不开好高骛远的毛病，王安石也不例外，在王安石的主持下，变法图强的计划拉开了序幕，很快就轰轰烈烈的全国展开，这究竟是什么样的一场变法呢？为什么最后会搞得天怒人怨？我们就从其中的“青苗法”和“市易法”一探究竟。

青苗法的大概内容是：在青黄不接之时，贷谷于民，立息以偿。这个理念还是很超前的，相当于今天的国有银行。这样的方式其实王安石在地方任职的时候曾经尝试过，这是可行的，但是他太低估了人性的贪婪。中国自古以来最可怕的问题就是官场的贪污问题，大宋朝尤甚。因为很多农民都不识字，所以得花钱请书吏，然后再到衙门申请。而这些官吏趁机蹭蹭贪污盘剥，变法规定的两分利息到百姓手里涨了35倍之多，这样的结果就是农民宁愿避开官府，“哀求于富家大族，增息而取之”。

因为宋朝官僚臃肿，官吏间勾结贪污严重，这样的变法根本没有社会基础可言，反而成为官吏敛财的好手段，而官吏又采取一刀切的贷钱措施，下指标，硬摊派，实行权力寻租，以至农民谈贷色变。原本市易法的初衷是为农民着想，收购农民手中滞销货物，但结果演变成专收紧俏物，衙门沦为赚钱机构，乃至全官经商，与民争利。一时间弄得天下鸡犬不宁，水果、芝麻都能成为官员敛财的对象，市民挑水，提茶都要向官服交费，简直“食土之毛，莫得免焉”，如此官变匪，百姓名不聊生，这样的社会能稳定才是怪事，变法变成了鸡肋。

这样的变法遭到了很多有识之士的极力反对，经常进行激烈的辩论，而每次辩论的中心就是新法，焦点就是王安石，王安石一时间成了众矢之的。而他却大言“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可守”，并以为托词，抱定“当世人不知我，后世人当谢我”之信念，执意要将新法执行到底。说白了就是要逞一时之快，想要实现政治抱负，但是他却没有实际调查，也没有真正的以百姓为重心，换句话说就是高位者以为自己的方法很有效，但是却看不到下面酿成的恶果，书生意气，高傲自大，最终成为了一场悲剧，如果改革不能功在当代，这样的改革是不可能成功的，也不可能得到支持。

文章来源：《中国普外基础与临床杂志》 网址: http://www.zgpwjcylczz.cn/zonghexinwen/2021/0329/46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