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给林彪的信奠定古田会议决议的思想理论(3)

毛泽东指出，“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这是四军党的主要问题”，是红四军历史问题的“总线索”，其他问题都由此而产生。研究红军党内争论，首先就要研究这个问题。他认为，存在这一问题的原因有两个：第一是“四军的大部分是从旧式军队脱胎出来的”，由此便带来旧思想、旧习惯、旧制度的拥护者；同时，红军中带有革命意识要求变革的工人、农民及知识分子，是他们的反对者。新旧两种思想行为的对立与抗争，“是党的领导权在四军里至今还不能绝对建立起来的第一个原因”。第二是红四军中的大部分人是大革命失败的环境下“拖出来的”，主要是“靠了个人的领导才得救的，因此造成了个人庞大的领导权”，导致“党的领导权在四军里不能绝对建立起来”。毛泽东的这一段分析，虽然没有点名，却是清晰地指向了南昌起义部队失败以后加入到红四军的那一部分人及其领导者。

毛泽东还按照历史线索，追溯“个人与党斗争的盈虚消长”，认为自红四军成立以后，由于党的支部建在连上和红四军前委领导的正确，“党的领导渐渐加强”，直至红四军入闽至今。党在红军中的权威由弱而强，历经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为红四军在井冈山初创时期，“党在这时期中不能有绝对的指挥权，小团体主义充分存在而发展”，“在某些问题上是绝对听命于个人”。第二时期为1928年红四军经历了“八月失败”以后到1929年3月14日占领汀州，这一时期党的权威增强，“党确处在指挥的地位了”。究其原因，主要是在赣南东固遇到江西地方武装红二、四团。这支部队党组织的坚强与“绝对的党领导”，在客观上帮助红四军加强了党对军队的领导。毛泽东把红四军入闽到目前党内发生激烈的思想冲突列为红军党的建设的第三时期。这一时期红四军党的建设与其他各个方面都大有进步。在组织方面，汀州整编全军改建为三个纵队，削弱了小团体主义，加强了各纵委和前委的作用，“各级党部更能无顾忌地讨论各种各样的问题”；政治部成立，“司令部的职权也有限制了”。在政治路线方面，贯彻执行党的六次大会的政治任务；另因闽西苏区大规模的发展，红军亦大大扩展。

正是由于红四军党内小团体主义被压缩、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发展及军事上的胜利，受到抑制的小团体主义否定党的领导的思想意识强烈地反映出来，以致发生两种思想冲突与上述湖雷会议、白砂会议的争论。毛泽东《给林彪的信》中指出爆发当前争论的原因有三种：“党的意志极大的限度的伸张，个人意志感到从来未有的痛苦，一连打了几个胜仗和一种形式主义的理论从远方到来。”显然，毛泽东所指第一个原因是试图借由军委成立而扩张军事机关的主导权、削弱党的政治领导；第三个原因则是刘安恭带来的苏联军队管理模式。由此产生的主张就是以军委取代前委，攻击前委“党太管多了”“权太集中前委了”，甚至提出限制党支部的工作，表达了强烈的英雄式自由的个人诉求，进而在湖雷会议上反对毛泽东关于党的领导的三个原则。

尽管经历了尖锐的思想交锋与争论，尽管党内少数否定与削弱党的领导的思想是如此张扬，有些同志担心“四军的党到来了一个危机”，甚至担心“有一种破坏党的团结一致和不利于革命的前途会要到来”，毛泽东却十分自信，因为现在红四军的党比第一、二时期坚强，各纵队党的基础已不能动摇，白砂会议以31票对5票取消军委的结果即可证明大多数人一定不会拥护那些“不利于团结，不利于革命”的主张。后来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关于确立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的理论主张，尽管遭到强烈抵制，但最终在半年以后的古田会议得到一致赞同而确立起来。

第二，坚持政治建军，反对单纯军事观点、军阀主义残余、流寇思想等非无产阶级思想，确立党的工作科学化。

毛泽东《给林彪的信》中把这一理论主张放在十分突出的位置，指出单纯军事观点“是一个很严重的政治路线问题”。这种错误观念虽然经过长期斗争与工农群众的影响有所减少，但并未完全被消灭，特别是遇到军事失败时，就只知道保存枪杆子，而放弃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及发动群众的政治工作。而“军阀军队残余的小团体主义是造害红军最大问题之一”。毛泽东认为，在这一问题上应该向江西红二团、红四团学习，因为他们是一支“完全由集体的党领导”的人民军队。

毛泽东坚持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必须坚持反对“流寇思想”。这种思想的根源是红军中的游民成分，虽然党与这种思想作了多次斗争，“但它的尾巴至今还存在”。有这种错误思想的人，头脑中缺乏在政治上创建农村革命政权的坚定观念，而迷恋于一支枪的得失，甚至随意地破坏城市、废驰军纪，在群众中造成很坏的影响。

文章来源：《中国普外基础与临床杂志》 网址: http://www.zgpwjcylczz.cn/qikandaodu/2021/0510/515.html